从杂交育种到基因编辑，技术迭代重塑育种行业格局；从“八五”攻关到“十四五”产业化提速，政策春风持续为产业发展赋能。

当前，我国生物育种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升级，上游研发设备与种质资源加速突破，中游龙头企业竞合加剧，下游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立足政策、资本、技术三轮驱动的发展机遇期，生物育种行业正迎来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跃迁的关键变革，为种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今天，我们就用十个关键问题，带您读懂什么是“生物育种产业化”。

一、什么是生物育种产业化？

生物育种产业化是将现代生物技术与种业生产体系深度融合，通过技术研发、产品开发、规模化生产和市场化推广，形成覆盖“技术—品种—市场”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其核心是将实验室中的生物育种技术转化为可大规模应用的商业化产品，最终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目标。

二、为什么国家将其列为战略重点？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加快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对实现中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确保国家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等意义重大。当前生物经济与数字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合，这一趋势预示着产业进程的颠覆性变革。

尽管我国在农作物自主选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超过45%，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原创性、基础性方面仍存在不小差距。

因此，将生物育种确立为战略性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不仅是提升种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长远之计。

三、在生物育种领域我们有哪些“核心科技”？

我国已具备坚实的核心技术储备，并进入了从“跟跑”到“领跑”并存的阶段。

根据中国科学院2025年底发布的“种子精准设计与创造”先导专项成果，我国科学家已取得一系列突破：克隆了让水稻“减肥”不减产的氮高效基因，挖掘了广谱抗白粉病的小麦基因，并自主研发出多重基因组编辑技术。

特别是李家洋院士团队利用“分子设计育种”理念培育的“中科发”系列水稻，在东北盐碱地亩产突破600公斤，且品质达到国家优质米标准。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已建立起自主可控的精准设计育种技术体系 。

四、国家如何保障生物育种的安全性？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我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按照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危险程度，将农业转基因生物分为四个等级：

安全等级Ⅰ：尚不存在危险；

安全等级Ⅱ：具有低度危险；

安全等级Ⅲ：具有中度危险；

安全等级Ⅳ：具有高度危险。

五、以上保护适用于哪些农产品？

根据《条例》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即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用于农业生产或者农产品加工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主要包括：

（一）转基因动植物（含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和微生物；

（二）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产品；

（三）转基因农产品的直接加工品；

（四）含有转基因动植物、微生物或者其产品成份的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农药、兽药、肥料和添加剂等产品。

六、转基因品种从实验室到农民手里，需要经过如何审定？

根据2022年修订的《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转基因品种实行国家一级审定。如果是通过将转基因性状回交转育到已审定的受体品种中，且种植区域不变，可以简化试验程序，只需一年生产试验即可；如果是全新的转育品种，则需两年区域试验加一年生产试验 。

七、当前中国的生物育种产业化面临哪些困境？

在谈到制约中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的瓶颈时，专家表示，优质育种资源的匮乏和种质资源利用的不充分是首要问题。

此外，育种创新项目与产业化应用之间的脱节、企业获取经费支持的难度、专业人才的缺乏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不完善，都是当前面临的困境挑战。

八、要突破这些困境，我们有着怎样的路径？

1、完善政策体系，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集中力量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建立健全覆盖全产业链的种业创新体系。

2、设立专项资金，短期内加大对现有生物育种技术的研发投入，长期则通过财政专项政策持续支持生物育种产业的健康发展。

3、打造人才链条，鼓励种业企业与国家级科研院所深度合作，促进人才在企业与科研院校之间的顺畅流动，大力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

4、加强育种创新保护，实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科普宣传以提高公众认知。

5、推动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共同推动育种产业化创新发展。

九、当前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为种业振兴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种子专项于2019年11月启动，针对我国新时期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及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大战略需求，中国科学院联合院内外30家优势单位协同攻关，聚焦水稻、小麦等主要农作物和鱼等动物，以实现增产提质、减投提效、减损促稳为核心目标，最终实现精准创造增产10%—20%、减投15%—20%和减损15%—20%的动植物品种。

六年来，种子专项挖掘了一批高产优质、氮高效利用、抗逆抗病等关键基因与调控网络，实现了基因组精准编辑、四倍体野生稻快速从头驯化等核心技术创新，创制了37个“一增二减”先导型品种，累计推广先导型作物新品种1448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切实发挥了战略先导专项的引领作用。

十、展望未来，中国的生物育种将如何推进？

要紧盯种源创新，大力推进有组织、体系化地科研育种攻关，加强优异种质资源挖掘利用，加快构建智能育种体系，培育更多突破性新品种。

要建强种业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加强种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种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要强化种业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下力气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领军企业，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立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加快种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要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种业创新生态。

最后，要严格品种管理，加快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提升制种基地现代化水平，推进种子精深加工、精准检测等技术装备研发应用，强化种业市场常态化监管，全链条推进种业振兴。

结语

生物育种产业化，绝非一项单纯的技术替代，而是一场深刻的农业生产力革命。正如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在《人民日报》署名文章中所强调的：“十五五”时期，要“把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这既是对过往种业振兴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科技自立自强的庄严承诺。生物育种产业化，正是实现这一承诺的关键一步——它关乎十四亿人的饭碗，关乎农业强国的根基，更关乎中国在全球种业竞争中的战略主动。